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三年，从多地披露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2018年全国新出生人口或依然不及预期。所以，一些人口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拐点”即将到来。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前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下称《报告》)认为，“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多重挑战，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报告》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视为21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人口事件。《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50年减少到13.64亿，2065年减少到12.48亿，即缩减到1996年的规模。而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左右出现，2065年人口将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

所谓人口负增长，通俗来讲，就是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总人口数量出现净减少。当中国人口达到峰值，随即人口总量将逐步减少，历史性地进入负增长时代，这在业内被普遍视为中国的“人口拐点”。

对于中国社科院提出的“人口拐点”到来的时间，业内专家的观点并不统一。

“预测人口拐点出现在2027年，甚至2030年左右，我认为这个时间明显太晚了，但究竟提早多少年或者是否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这很难判定。”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报告》认为中国人口负增长在2027年左右出现，是基于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推测的，在他看来，这一假设并不合理。

《报告》中提到，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开始一直低于1.6，直到2013年回升到1.6，2016年为1.62。如果这个趋势能够得到延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就可以回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

不过黄文政认为，一直保持生育率1.6的假设是不成立的，随着生育年龄推迟，育龄高峰期女性大幅下滑，加之全部放开二孩以后生育需求的堆积反弹，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有了当前的数据。但若去掉生育需求堆积反弹等因素，从长远来看，预计我国生育率只有1.2左右，远远达不到1.6的水平，因此人口负增长的拐点肯定会比2027年提前。

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除社科院发布的绿皮书外，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中也曾预测，我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14.5亿人的峰值，此后持续下降。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到2030年峰值时期，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曾被冠以“中国最爱生孩子省份”的山东省，生育意愿正在大幅下降，其中二孩数量下降尤为明显。以青岛市为例，据青岛市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2018年青岛户籍人口出生9万人左右，比上一年户籍人口出生的11.57万下降22.2%。2018年1-11月份，青岛全市户籍出生81112人，同比减少21737人，降幅达21.1%。其中一孩出生减少8.8%;二孩出生减少29.0%。

此外，山东烟台、聊城、德州等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2018年新生儿数量也有所下降。据聊城市卫计委的数据，从2018年1月起截至11月份，聊城市上报出生64753人，同比减少23179人，减幅为26.36%，出生人口数量较2016、2017两年呈现下降趋势。另据江苏省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全省出生38.3万个婴儿，同比减少5.6万人，减幅为12.8%。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树义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预计2018年山东出生人口要比2017年同期减少15%-20%。”若按照2017年山东出生人口174.98万人计算，2018年山东出生人口将减少26万至35万人。

崔树义也表示，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近两年来，山东省补偿性生育已经基本消化掉了。由于育龄妇女的减少，出生人口自然随之下降。“从2017年山东的出生人口数据就可见一斑，二孩的出生人口比一孩还多。但从现在的生育趋势来看，这样的情况肯定不会维持太久，预计2018年二孩的比例要降低，甚至可能低于一孩的出生比例。”

二孩出生数量减少，无疑将进一步拉低总和生育率。据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近日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单独二孩”和 “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而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在国际上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位于全球倒数。

“虽然，官方至今也没公布全国的新生儿数据，但通过部分地方公布的数据来看，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去年依然有所减少。”黄文政预测，从各地出生人口的同比下降数据来看，2018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1500万，甚至跌至1400万左右的水平。

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人口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和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近日联合发文称，2018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05左右，并且中国将从2018年或2019年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2018年对中国人口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易富贤认为，多种因素或将导致人口下行趋势不可逆转，包括中国育龄妇女人口减少以及夫妻因与日俱增的教育、医疗和房价等负担不愿生育等。

对于易富贤的“人口拐点”说，国内专家亦有质疑之声。人口与生育问题学者何亚福近日在新京报发表评论称，断言2018年中国人口负增长“为时尚早”。他分析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几年中国每年死亡人口为970万-990万之间。合理推测，2018年中国死亡人口在一千万左右。易富贤推算得出的数据在971万到1158万之间，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差不大。但在出生人口统计上，易富贤采用了几种不同的生育率数据，推算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在941万-1080万之间，对此值得商榷。

何亚福认为，虽然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数据，但已公布2017年出生人口是1723万。根据这一数据，那么2018年出生人口不可能比2017年减少643万(即1723万-1080万)以上。从各地已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10%-15%，也就是减少172万至258万之间。因此，2018年我国不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不过何亚福同时表示，易富贤得出“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的结论并非没有数据支撑。但问题是，不同来源的出生人口数据之间相差非常大。

据黄文政介绍，目前我国关于出生人口的统计主要有三种来源，其一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尚未发布2018年数据;其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推算年出生人口，目前也尚未公布生育率;其三是人口普查数据，例如通过2020年的数据回推2018年的出生人口数据。

对比三种统计来源，黄文政表示，由于是通过回推计算，人口普查的数据相对滞后但最为准确。而从历史统计情况来看，以2010年人口普查为例，通过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数据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更加接近人口普查的数据。“从实际来看，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数据都要比人口普查的数据要多，其中最多的一年比人口普查数据多了将近300万出生人口。”

界面新闻注意到，理论上上述三个来源的出生人口数据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但实际上相差非常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写的《2017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5，由此推算的出生人口大约为1300万人;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比通过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足足多了近500万人。

谈及“人口拐点”说，黄文政认为，这里讨论的人口拐点，指的是人口总量由正增长进入负增长。然而，人口拐点还有另一层更值得被强调和关注的解释，即出生人口数量急剧萎缩。

“尽管一提到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大家都会觉得很震撼，但这一数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目前看来，出生人口数量的下滑已然非常严重而且是难以缓解的，这才是当下更加需要关注的‘拐点’。我们不应过分强调人口负增长的概念，相比之下，出生人口急剧萎缩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绝不能等到人口负增长到来的那一天再去考虑对策。”黄文政表示。

面对愈加迫近的“人口拐点”，我国的人口政策也曾进行多次调整，从2011年全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到2013年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再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生育政策的总体表现是越来越宽松。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针对生育二胎出台鼓励政策，但目前仍大都停留在调整产假以及发放小额经济补贴等层面。如天津提出增加二孩职工家庭30天生育津贴;湖北宜昌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湖北仙桃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生育二孩可获1200元补助......

对此，国家层面生育政策的调整自然是舆论最为关注的焦点。《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撰稿人之一、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建民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最集中的就是提高生育率，从人口手段来说就是提高生育率水平没有别的办法。2019年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否有新的调整尚无定论，而在过去几年从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到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政策的调整明显在加快。

国家卫健委直属机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建议，“十三五”和“十四五”时期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时期，应及时完善与生育政策相关的配套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让更多家庭“敢生”和“不愁养”。

黄文政认为，当下要切切实实开始鼓励生育，减轻老百姓的养育负担，让大家愿意去养育孩子。他进一步认为，鼓励措施可以包括按孩子数量抵税或直接补贴等等。从欧洲经验看，家庭补助占GDP高1%，生育率大约高0.1左右。当然，所有这些鼓励生育措施的前提是整个社会能够正视低生育率危机，并充分体认到其背后的危险及其后果的严重性。(牛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