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今天广州城内的“网红”街道，要算是永庆坊、荔枝湾、北京路、上下九。这些老街老巷，都有相似的特征——骑楼密布。这种建筑形态，在姜文电影《让子弹飞》里得到了一次大宣传，让很多人着了迷。

这种前沿架空，形成长长柱廊的建筑，有时会让人想到欧洲大陆那些临街的老建筑。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类似的建筑，在早期的中国能否找到例证呢?

广州博物馆里收藏的几件陶屋，大概会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新认识。

除了商贸文化 自然地理如何影响骑楼?

必须承认，岭南的骑楼是东西方建筑艺术交融的产物，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大量实物中看到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子，比如外部装饰、材料选择等。这是广州近代对外交往留下的痕迹。它在广州等岭南城市的大规模兴起，确实与清末时在西方思想、观念影响下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建设活动相关。但这些是否能说明它是一种“外来物种”呢?恐怕不行。

关于骑楼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它受到东南亚欧式风格建筑影响，源头可以追到古希腊;有些人把宋代在江南一带的檐廊式建筑视为它的先辈;但也有些人认为，这些说法都比较牵强，它实际就是本地传统的“竹筒屋”的变形，不过因为有了避雨防晒，以及商业经营的考虑，加了柱廊式的前沿。

很多人知道曾经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对广州的骑楼建设贡献不小。但在广州大力推广骑楼的要员，他并不是第一个。1878年，香港地区颁布《骑楼规则》，开始建造骑楼。10年之后，两广总督张之洞便参考香港的经验，提出在广州兴建类似的“铺廊”。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广州一度掀起拆老城造新城的热潮，除了修筑了一批新式马路，也在拆除很多老房子的基础上，盖起了连片的骑楼。在1918-1928年10年左右的时间中，广州建成了约40公里长的骑楼街。

按今天的看法，如此之多的骑楼，是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但在当时一部分人眼里，骑楼是对城市传统景观的破坏，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本已经“生态平衡”的街巷文化氛围。曾任广州工务局长的程天固在《广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中说早期广州城市建设是“畸形的设计”“无一不以资产阶级之利益为前提，而以平民生活之恶化供牺牲”。目标所向，就包括骑楼。1932年，广州公布了一份马路名单，规定这些地方是不能建骑楼的。

骑楼的首层，可以作为非常理想的临街店铺。这是广州这个商业城市很合理的一种选择。目前城内骑楼最集中的几大片区——上下九、北京路、人民南、南华路，都是传统的商业旺地。如果我们看一下国内骑楼分布密集的区域——广州、北海、厦门、泉州等，也会发现它们大多属于东南沿海商贸发达地区的范畴。

但除了商贸文化，影响建筑形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自然地理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让陶屋来告诉我们。

古老的干栏式建筑 仍有现代遗存

陶屋，是反映古代人民居住情况的建筑明器。在广州众多汉墓中出土了大量形制不一、造型精美的陶屋，据考证，陶屋可大致分为干栏式陶屋、曲尺式陶屋、三合式陶屋以及楼阁式陶屋和陶城堡等。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保存比较完好的，收藏在广州博物馆中，总数大约有40来件。

的专家们指出，这些种类繁多的陶屋里，那种形制朴素的“干栏式”陶屋才是真正的“扫地老僧”，是众多陶屋的“鼻祖”。

干栏式建筑也称干栏、高栏、阁栏。它楼高二层，全屋用竹、木搭建而成，上层可住人，下层则饲养家禽。当然，也有隔离潮湿，防备猛兽等方面的作用，特别适合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这种建筑，直观的形态就是架在高高木柱或木栅栏墙上的一座屋子。我们在今天华南地区的许多山区、海边等地方仍能见得到。现代住宅小区中常采用的一层架空的设计，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同样的思路。

很多干栏式陶屋，能看到上层房屋装饰了直棂窗。这是古代木建筑外窗的一种，窗格以竖向直棂为主，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窗式。下层围栏上的是类人形的装饰，其中的间隙是供家禽出入，有的陶屋模型两侧还架设有专供家禽进出的斜梯。陶屋大量采用“八”字形房顶(悬山顶)，房顶用横梁支撑，檩伸出墙外，防雨性比较强。

广州博物馆的9件干栏式陶屋，生产时间主要是西汉中后期。博物馆研究人员宋平指出，这些出自广州汉墓的陶屋在精美程度上不如河南、江苏徐州等地出土的建筑明器，却有更接近现实建筑的特点：一是较少有釉;二是多为一层或两层，而河南地区东汉时期的建筑明器有高达五层、七层， 结构复杂，更像一种糅杂了想象和寄托的工艺品。所以，广州的这批陶屋，给我们研究岭南地区汉代建筑提供了更为真实的资料。

建筑文化的交融 令“干栏式”渐渐远去

广州发现的这些干栏式陶屋，一般底部附有四到六根桩柱构成高出地面的底架，不少模型的前面往往设有栏板或形制复杂的门窗，属于住宅。还有一些相对简单，只有一面有门窗，有可能作为谷仓使用。

宋平指出，新石器时期，岭南地区的建筑以干栏式为主，建筑材料为木、竹和茅草等。至秦汉时期，来自中原地区的人民把砖、瓦、石为主要材料的建筑技术带入岭南，因而出土的西汉时期干栏式建筑具有融合汉越建筑技术的特点。一些陶屋“刻画了栋梁的结构，并可看见榫卯的连接方式，用来展示陶屋无法直接制作的内部结构，显示了当时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一些网格纹的墙面纹饰是南方地区建筑明器中特有现象，其结构可能为竹子编制，反映当时广州地区的部分建筑可能以竹编成的席作为墙”。此外，广州汉代陶屋墙面镂雕装饰很有特色，在北方建筑明器中很少发现，“其样式有菱形、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几何形、舞人等。特别是干栏式陶屋下层雕刻手法使用普遍、花样多，是岭南地区气候环境与人文风俗的综合体现。”

馆藏的“曲尺式”房屋正屋的侧方用矮墙砌筑了篱笆，用于圈养家禽，卫生问题得到了解决。当中也能看到干栏式建筑与汉代砖瓦房结合的迹象。再往后，斗拱建筑构件和讲究中轴对称建筑布局的三合式房屋也陆续出现。这些都说明，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持续不断，逐渐深入。

专家们指出，到了东汉时期，“楼阁式建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以对称布局和木构架建筑为主的中国建筑体系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时期。陶屋再现了木构建筑的精妙绝伦，对日后的建筑形式、筑造技术和室内布局提供了实物参考的‘技术支持’。为了提高建筑的安全性而采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砖瓦的应用使得房屋防水、防潮、防火，经久耐用，比之前用竹木等材料所筑的干栏式建筑有了很大进步。”

通过广州博物馆的这些藏品我们可以看出，以广州等为代表的岭南传统建筑，经历了一个从南越的干栏式到受中原影响的三间两廊的过程。这说明先民们很灵活地基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融汇中原文化等外部因素，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务实、开放、兼容、创新这些词汇，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利。可以说，古代广州城市、社会、人居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和这些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卜松竹)